寻找新的发展空间
我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次失败。考大学是一次失败，留学日本读研究生又是一次失败。我和板仓老师发生冲突后私逃美国的行为，无论如何都是不妥当的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从日本到美国的人生环境转变，是我的主动选择，也为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新的契机。
当年和我同一届留学日本的100名同学，大部分都选择留日发展。绝大部分人至今还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当高级雇员，还有一些人在大学里当教授。由于日本这个民族相当排外，外国人进入日本企业的
管理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我没有选择去美国，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机会。
因此，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
职场定律：当周围人沉迷于温饱时，你应该去发现新的机会所在。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感觉工作很安逸，你就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。
日本企业虽以管理规范见长，但弊病在于难以产生新的创意。更多的商业创意总是产生于美国，这就是文化的环境和氛围所带来的差异。到了美国以后，美国人喜欢挑战、激情、创新，还有一点点冒险的性格，使我又获取了这方面的长处。
卡拉OK计分器：我的第一项专利发明
7年之后的1998年，我已回到国内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。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会中，在场的人都轮流尽情地唱歌，每个人都毫不吝啬地为歌者鼓掌。歌声一完，卡拉OK的计分器就会显示一个或高或低的分数。每逢这时，都会带来许多笑声。也总会有人抱怨这个计分器的评分方式有问题，没有正确反映歌者的真实水平。更可恶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能得到85以上的高分。
为了给这部受冤的机器“平反”，平时不怎么唱歌的我，“自信”地走到了演唱台，“深情”地演绎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。起初的掌声不过是象征性的捧场，但等我一曲歌毕，掌声热烈了许多，还夹杂着情不自禁的惊讶声。只见显示屏上出现了当晚前所未有的高分—93分！这让我有些得意，这得意不仅是因为机器上的数字，更因为我的朋友们还不知道卡拉OK计分器的发明者就是我。
日本是卡拉OK的发源地。卡拉在日语中的意思是空，OK是日文交响乐的缩略语，意即有一个看不见的交响乐团在后面伴奏。我在日本和美国时都爱唱卡拉OK，我的专业又是语音信号处理，便自然而然有了做卡拉OK计分器的灵感。
开始时，我只是想随便做个小东西玩玩。我以自己的歌声作为评分标准，感觉唱得很好就调到90分以上，唱得不错就调在60分、70分，很糟糕就是50分以下。（后来我向朋友们总结唱卡拉OK得高分的诀窍：只需在KTV里模仿
唐骏的声音即可。如果你没听过我唱歌，第一，让麦克风离嘴越近越好；第二，唱的时候，尾音稍拖长一点；第三，我的机器很在乎歌者是不是用情在唱，如果投入感情，声调跌宕起伏，一定会得高分。）
谁知几个朋友来试过后，都说这计分器既有趣又精准，很有商业价值。他们对一台机器竟然能给人的歌声打分十分惊奇，自然对于分数的准确性要求不会太高。
可是我那时每月的奖学金只有800美元，一无资金，二无品牌，要把发明开发成产品谈何容易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这项技术卖给别人。当时卡拉OK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先锋公司，第二名是韩国三星公司。但两者的市场份额相差10倍以上。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背景，本想把这项专利卖给先锋公司，谁料想他们丝毫不感兴趣。正好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，他认识三星美国分公司的人。
那时候三星公司的国际知名度还很低。当我向三星公司的人陈述我的这套理念之后，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。不过他们强调，卡拉OK机上多这么一个功能，用户并不会因此多付钱。我没有经验，一听觉得挺对。他们提出以8万美元买断我的专利，我的心理价位是3万美元，所以我就对他们说：“其实中国人对钱并不是太在乎，我在乎的是我的技术可以得到应用。”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。
我拿到这笔钱内心异常激动。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！
商业模式的重要性：我与比尔·盖茨的差距
后来我才知道，三星公司当时处境艰难，却因为拿到了我这项专利，卡拉OK机的市场份额从2% 左右涨到10%以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，光第一笔专利使用费就要了500万美元。而且以后先锋公司在自己的每台机器上使用一次专利，还要另付3美元！
这种商业模式也正是当年微软初创时的成功之处。1994年初，微软公司推出了著名的Windows操作系统，那时比尔·盖茨已经成为全球首富，是各大杂志封面的常客。我便去研究盖茨的商业模式。我这才发现，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，当微软公司刚起步时，盖茨并没有像我那样把它的MS-DOS操作系统整个产品卖给IBM公司，而是只出售了产品的使用许可证，这样便可以长期从对方获得收益。
这就是我与比尔·盖茨在初创业时商业思维上的差距。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而生动的一课，促使我由“做学问”向“做企业”转变。
1992年，伴随卡拉OK计分器专利费的到账，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喜讯—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签证失败后，小兰终于签证成功，来美国和我团聚了。
这期间，我们俩甚至担心会永远见不了面。因为我的学生签证虽然是无限期的，但一旦离开美国就会失效。我回不去日本，她也来不了美国。为此事，小兰经常在越洋电话里失声痛哭。我甚至一度有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移民的想法，这样小兰签证比较容易成功。谁知1992年4月1日愚人节，她又一次去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，当时就签给她了。她立刻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激动得无以言表。
之前我和别人合租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。夫人来了之后，我们搬家去了一家位于好莱坞山上的酒店式公寓，每月租金1200美元。这在留学生中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行为，周围人都难以理解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对我和小兰一年多来备受煎熬的日子的一种补偿。
住所周围环绕着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公司，公寓里时常进出一些三四流演员。他们来好莱坞拍电影，往往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。偶尔我去公寓附近的街头篮球场打球，和我打篮球的人后来又会出现在新上映的电影里，那种感觉十分有趣。
住进“豪宅”之后，我又买了“香车”。一辆崭新的日本产马自达323，花了1万美元整。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。后来我进入微软，又买了更好的新车，我就把它搁进家里的车库好好地保养着。我太太一直让我卖掉它，我就是不卖。日本车性能很好，随时上路没有一点问题。更重要的是我对它有感情。这辆车最后脱手的时间是在2005年。
五手车也升值：创业时期强势的重要性
买马自达之前的一年，我开的是一辆600美元买来的“五手车”。新车买好后，旧车打算卖掉，不然是种资源浪费。我花了5美元请一个墨西哥人将车洗了，照片一拍贴在学校的走廊里。广告上的话写得很简单：车很好，价格面谈。来了一个美国人，想买这车。我说：车的性能非常好，只是因为有了新车才卖掉。我让他拿回去先开三个月，不用交钱，如果觉得好回来交钱，觉得不好就把车送回来。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。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，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，性能一定很过关，不然我不会这么自信。他试开了一圈回来说车真的不错，不好意思开价。我说尽管开价好了，我不会还价。他开了一个价，900美元。不错啊，“五手车”开了一年居然升值50%。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，但也可以看出：
在创业时，强势有时很重要。而且务必记住，价格永远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企业永远应该强调的是自己的产品质量。
双鹰软件公司、感情速配机和大头贴
生活安定下来以后，我开始了正式创业。我的研究主业是计算机软件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做软件的梦。1992年10月，我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，我没有多想就给公司取名为“美国双鹰软件公司”，意为“夫妻一起做比翼双飞的雄鹰”。
当时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，开公司还是门槛很高的一件事。而在美国，填一份简单的表格，交100美元就可以拿到正规的公司许可证。洛杉矶华人的圈子里只有做贸易和印刷的公司，像我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是第一家。
公司的注册地点就是我和妻子租的酒店公寓。在卖卡拉OK计分器时，我认识了很多在美国做企业的日本人。有一家日本公司对我的技术很感兴趣，想让我做些软件开发。他给了我一笔价值12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，这是公司接的第一个订单。我就是在这种稳赚不赔的情况下开始了公司的经营。这家日本公司承诺这个活儿做出来以后，会继续和我合作。还有另外两家公司和我签约，要我做他们的独立承包商。一切都发展得比较顺利。
刚开始，公司就在我家里，后来搬到一处面积很大的三室一厅的公寓。租金很便宜，每月1500美元。美国的创业环境着实不错。公司最初的三名雇员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当地留学生中非常优秀的人才。一个来自中国科技大学，当年高考陕西省第一，全国第二。一个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才生。还有一个是浙江大学的，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硕士。后来公司发展到二十几名员工，但核心技术团队还是这三个人。我既是产品推销员，又是软件设计师，还兼管财务和人事。典型的民营企业小老板。
我为何成了公司发展的瓶颈
我创业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管理。当时公司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。虽然我也设了一些小经理，但其实我根本就不听他们的，所有大的决定都由我一人做主。技术部门的总监是我，营销部门的总监是我，人事部经理是我，财务部经理也是我……
第一，我不可能懂这么多，根本不专业。第二，所有决定都由我来做，公司运转的速度变得很慢。这样就使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一个瓶颈。但我又对下面的人不放心，觉得别人做事不如我有经验，不如我能把握全局，总是不肯放权。别人得不到发展，能干的人也离开了，又再招新人，公司陷入了难以做大的恶性循环。
但可叹的是，当时的我还自以为懂管理，面对公司很难发展的状况，总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企业架构的奥秘：民营企业做不大的原因
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企业架构的缺失。
很多企业和我当年创业时的情形一样，永远是按老板个人的魅力来进行管理。有些企业的老板缺乏个人魅力，管理效果只能达到10%、20%。有些企业的老板个人魅力很强，在创业阶段可以达到了80%甚至是更高的管理效果。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因此非常迷信个人魅力，但实际上个人魅力可以管理企业的最大上限也就是200~300名员工。当公司变大的时候，个人魅力不能笼罩公司所有的员工，公司一下子便走了下坡路。所以必须通过架构式的管理，企业才能有可扩展性。
双鹰公司独立开发的第一个软件是与感情婚恋有关的，而且不同凡响。当时个人电脑刚刚出现了多媒体功能，我把其中的“摄像”和“录音”功能作为工具，做出了适合日本人传统“相亲”模式的街头男女感情速配游戏机。通过机器里的“感情配对游戏软件”来帮助青年男女成功交友。
如果说“摄像”、“录音”是个人电脑在技术方面的创新，我的“感情速配机”则是应用方面的创新。围绕爱情这个主题，将家庭娱乐的游戏、征友、个人声像自我欣赏三套方案合而为一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经济效益。
这种游戏机事先存进男女各500人的照片、个人情况和征友条件。玩游戏者只要投入500日元硬币，软件就马上进行搜索速配，提供三种选择，玩游戏者可以给选中的对象留言，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。之后过几天，可再投500日元硬币查询对方是不是看过留言，是不是也留下一句半句有所表示，看看能不能继续交往下去。
这种“街头速配机”面市后，瞬间在大阪成为最火暴、最流行的互动游戏，给日本的游戏软件市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。过去的游戏软件是人与机器对话，而我的软件实现了人与人对话。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
此外，喜欢想象的我还发明了另一种广为世人所知的软件产品—大头贴。大头贴的概念是我做速配游戏机的时候衍生出来的。因为配对男女的照片需要打印，后来又觉得光打印出来不过瘾，就拿一张粘纸打印出来然后贴在铅笔盒上，这个产品就是大头贴。
我当时的想法主要是针对儿童市场。做出这个产品后，我非常兴奋，曾想找国内企业投资生产。但得到的回馈都说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太低。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了最初给我提供软件外包业务的那家日本公司。他们极感兴趣，以给我另一笔价值50万美元的软件外包业务为代价，将大头贴的专利发明权买了过去。
双鹰公司还开发了不少别的产品，都和我的专业有关。其中有个产品是智能机器人，类似一个小玩具，用于放在各家公司的门口。在这个机器人里，我设置了一个感应器。上午8点到9点，如果有人经过，机器人就会发出“早上好”的声音。如果你有回应，它还会说诸如“天气不错”、“希望您有个好心情”之类的话。9点到12点，我设计的是另外一套言辞，比如“您要出门啊”、“欢迎您光顾本公司”等。有个温度计在它肚子里面，它还可以作天气预报。如果你问它今天气温是多少，它会告诉你是多少度。如果空气湿度很大，它会说“明天可能下雨，要带伞哦”，非常温馨。
选自唐骏、胡腾所著的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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